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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  

2010-03-03 11:10:5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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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人口红利的效益】
【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
【人口红利和人口债务】

  

人口红利 - jyzxny2008 - 读书人的悦读家园

[编辑本段]

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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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在晚于日本30年后出现“人口红利”,目前这些国家都正处在人口的“红利”期。

  “人口红利”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观察上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展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显然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则当人口的“机会窗口”关闭后,“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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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只是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1.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转移的另一个层面是要积极推进人口的对外交流,具体方式包括:留学深造,外派劳务,人员交流等等。当然这种人口向外流动的方式在缓解人口数量压力上可能作用甚微,但有利于中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的合作与交流,参与世界经济的分工与发展。

  2.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也是有了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度的逐渐完善,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而对于广大的农村人口,还不能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将所有居民,不论城乡,不论本外地,都纳入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

  3.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鼓励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生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提倡到高中的义务教育并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从而提高全国人口素质。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生教育氛围,使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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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我们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红”多久?

2009年12月11日09:42新华网周宁 周婷玉 朱剑敏我要评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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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

“因为多,所以便宜”这个在商业圈内横冲直撞的道理,在劳动力市场也不例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尽情享受着廉价劳动力带来的优势,然而新一轮的“用工荒”已经敲响了警钟,这样的“人口红利”正在面临挑战甚至是行将枯竭。

人口红利,因此成为2009年人口学与经济学讨论中的流行术语。

什么是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红利到底能“红”多久?又该如何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对此,权威专家纷纷答疑解惑开“良方”。

人口红利制造了“中国奇迹”?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分析说,改革开放前,我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显现,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重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因此人口红利的优势并未完全释放出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经济高速发展。

蔡昉认为,人口红利“红”在低成本,30多年来,外商在中国投资的最大动力除了低廉的原材料成本外,就是人口红利。农村地区大量剩余劳动力走向发达地区,“农民工”占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建筑行业占80%。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人口红利除了在生产领域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外,对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也很大。”美国经济学家、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研究认为,处在人口红利期的中国,每年劳动力供给总量约为1000万人,较高的劳动人口比例,为拉动购房需求和储蓄积累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将促使经济增速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了20.1%,带来经济增速2.3%,而同期的人均GDP增速在8.6%左右,也就是说,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人均GDP增长贡献达到26.8%。

“虽然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意味着经济的必然增长,但社会发展一旦步入快车道,人口红利便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上海市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说,“30多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高是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最主要动力。毋庸置疑,中国已经享受到人口红利带来的巨大成果。”

人口红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吗?

近日,南昌市王女士临产前想找一位保姆,可在家政公司登记了一个月也没找到合适的。“现在请保姆的家庭太多,保姆挑雇主简直就像挑对象一样苛刻。”她不禁感叹。

据记者了解,随着“民工荒”的出现,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型企业的日子越发难过,或倒闭或迁至安徽、江西等内陆省份。

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保姆荒”“民工荒”并未引起我们的警觉,而在专家眼里,却隐藏着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

“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这就是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左学金说,“‘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其间,初级工人薪资水平和劳动成本会成倍提高,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将逐渐减弱,对各行业发展影响很大,且趋势难以在短期内被扭转。”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红利”,在很多情况下与“债务”相对应。

根据中国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的研究结论,2009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达到72.35%的峰值,而后总量开始下降,预计2030年或下降到67.42%。

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讲座教授王丰分析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获利期即将结束,取而代之的是老年人口负担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的人口负债期。

据民政部门统计,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增至1.69亿,占总人口的12.79%,并正以年均近1000万的增幅“跑步前进”。

王丰分析说,人口老龄化将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届时,人口红利将彻底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蔡昉及其课题组在调研中发现,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蔓延全国,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上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研结果也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仅剩下2481万人,而且基本为难以转出的老弱病残。

“从人口学角度讲,工作压力大、不婚比例有所增加、生育子女费用和抚养教育费用大幅提高、人们乐于新生活方式等因素,导致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下降,使我国在低生育率的背景下出现了人口负增长惯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这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向老年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缺少人口补充而造成人口红利的消失。

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人口理论上分析,人口红利并非某些人认为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坐享人口红利的时代即将逝去,尽快着手应对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以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迫在眉睫。”蔡昉说。

如何规避人口红利枯竭的负效应?

短短近1个月内,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纷纷公开表态,就如何最大限度发挥当前的人口红利、规避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时产生的负效应等问题,从人口生育政策调整、教育改革、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了相应建议。

建议一:人口生育政策调整。

左学金认为,人口红利其实是一种“透支消费”,现阶段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由于节省了抚养孩子的费用和精力显得比较轻松,但其结果势必加重未来人口的负担。“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势在必行。”

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在有条件的地区逐步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是保持劳动年龄人口稳定的有效途径之一。

12月4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全国社科规划人口学科组长、国家人口计生委专家委员田雪原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建议目前可选择实行“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建议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利于缓解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负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蔡昉说。

日前结束的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工夫,这为积极应对人口红利的枯竭提供了新的契机。

胡鞍钢撰文指出,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蔡昉也认为,人口红利消失未尝不是件好事,它能催促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只要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就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规避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巨大风险。”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必然对劳动力提出更高的技能和知识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口素质、做好各类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是应对劳动力短缺的关键。

建议三: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蔡昉认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应对人口红利枯竭的一项重要措施。我国的养老保险目前尚未完全做实个人账户,农民工人口还没有完全纳入社会保障制度,而这两项改革都会降低未来的养老负担率,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的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迫在眉睫。

也有人提出,可以采用延长退休年龄办法增加劳动力供给,以减少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劳动力短缺。

对此,蔡昉认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他说,由于当前处于退休年龄者与大学毕业生受教育年限分别为6年和14年,总体水平差距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延长退休年龄,前者并无竞争力。因此,“只有当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基本持平(14年)时,延长退休年龄才恰逢其时。”

(新华网)

扩展阅读:

1.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7-06/24/content_6282993.htm
2.http://www.wuhancham.org/topj7n/post/464.html
3.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70116/03203248874.shtml
4.http://finance.qq.com/a/20051006/000037.htm
5.http://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06-12/12/content_619395.htm
6.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4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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